黑太岁
一、
那些住在青岛而且经常关注本地新闻的人可能听说过我要提起的这件事情。2013年8月14日,市南区大学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在进行消防安全检查的时意外地在隆口路5号大院里的一座小楼中发现了一具已经高度腐烂的尸体。接到报案后，江苏路派出所立刻出动警力封锁了现场，并展开了详细的调查取证工作。此案的初步调查结果全都公布在了几家青岛本地的报纸上，并不难查到。概括地说，死者名叫劳铭昌，69岁，是那座房子的住户。警方在进行现场勘验时没有发现任何暴力入侵的痕迹，财物也没有丢失，因此初步断定系自然死亡。但那些有机会详细阅读调查案卷的工作人员，或是居住在隆口路一带、听过些流言蜚语的人，可能会发现案件中还存有一些古怪的地方。
根据案卷的记录，死者是在一楼客厅里发现的，但整个小楼里都充满了一种令人作呕的恶臭。现场的情况非常骇人，尸体几乎腐烂成了一滩黑色的黏液，只能依照骨头勉强地看出个人形来。照常理推断，这种程度的腐烂肯定需要花费数周到数月的时间。但附近的居民们在接受警方问询时纷纷表示自己在尸体被发现的前几天还曾见过劳铭昌，甚至还和他说过话。进一步的尸检也佐证了居民的证词——尸体上没有蝇类幼虫滋生的迹象，这意味着死者的真实死亡时间要比看上去短得多。鉴定报告指出，由于尸体的状况非常糟糕，因此无从推断确切的死因；但现场收集到的骨骼上没有发现外力导致的创伤，因此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暴力致死的可能。此外，法医也分析了从尸体上采集到的黑色黏液，并且确定它们是体液与尸体器官液化后的混合物，但却不像是细菌导致的软组织消溶，反而更像是某种快速的化学或生物过程导致的结果——这曾让官方联想到了恶性疾病，并且针对当地进行了一次低调的传染病排查——但更加严格病理检查却没有揭露任何可能导致这种现象的病原体。除开尸体的谜团外，附近的居民也反映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例如有几位居民在尸体被发现的前两天晚上听见劳铭昌所居住的楼房里传来了某种尖锐而又有节奏的古怪哨音；还有人提到在事发前的几个月里，劳铭昌曾经和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有过密切来往——但民警调取了尸体发现前那几天的监控录像，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在大院附近活动。然而由于缺少实质性的线索和证据，警方最终还是搁置了调查工作，将之定为非暴力死亡，并封存了案卷。
说到底，死者只是个没有子女，也很少与邻居来往的古怪老头，而大多数人也下意识地将这桩案件当一桩不幸的悲剧匆匆略过了。根据警方在房间里找到的遗嘱，劳铭昌收集整理的藏书、笔记以及其他所有文件全都捐献给他生前工作过的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院；而余下的财物则在变卖后捐赠给了各个文物保护基金会。由于没有找到任何法定继承人，遗产处理得非常顺利。事情原本此就该结束了。
但这桩案子其实还牵扯出了一系列不那么直接相关的后续，例如：劳铭昌的日记与文件在被移送到山东省文物考古院后引起了一些非常激烈的争论——但是这些争论始终被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而且一直不得要领；2014年2月——劳铭昌的遗物被移交给考古院的四个月后——几个山东省文物考古院的研究员还曾回到了劳铭昌的故居，详细检查了整座房子，然后又带走几箱文件；一个月后，青岛市公安局调集警力对当地——主要是信号山公园那一带的街区——进行了一次突然的搜捕行动，但却没有公布行动的原因与结果；4月初，市南区住建局对劳铭昌的故居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认定其属于危房，就此撤销了房屋的交易许可，并且表示在得到妥善修葺前这座房子不能再用于居住。
至于这些事情背后的真相，读者需要做出自己的判断。作为一个检查了所有证据，并且深入分析过笔记内容的参与者，我只能从事件主角所留下的日记与文件出发，结合自己掌握的情况与推测，对整件事情做一个完整的叙述。
二、
劳铭昌祖籍青岛，1942年9月20日出生在重庆，是家中的独子。他的父亲名叫劳传林，曾经做过唐君尧的副官；母亲名叫陈瑜，身世不详，只知道是奉天人。1945年10月，劳铭昌三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劳传林跟随唐君尧去了青岛展开日军受降工作。46年2月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驻青办事处撤销后，劳传林又想办法调到了李先良手下做事，并且找机会将劳铭昌与妻子陈氏也都接到了青岛。49年1月，陈氏因为意外去世；4月济南战役结束后，劳传林带着6岁劳铭昌悄悄投诚了解放军，而后在济南定居了下来。1963年劳传林因病去世；64年劳铭昌下乡插队去了历城，并且在十年动乱期间因为家庭成分问题在吃了不少苦头。77年恢复高考后，他考进了山东大学历史系，84年硕士毕业后进入了山东省文物考古院，然后就一直工作到2007年退休。
为了疗养身体，劳铭昌于2008年春天搬到了青岛，在鱼山路上的一栋五层小楼里租住了一套房间。那栋小楼坐落在小鱼山西北面的山坡上，紧邻着青岛海洋大学，我曾很多次路过它的门前。那是一块非常迷人的住处。周边的环境宁静而祥和，鲜有车辆往来。小楼门前是从小鱼山山顶一路曲折蜿蜒下来的鱼山路。街的对面则是大学校园那覆盖着茂密爬山虎的乳黄色围墙。校园里那些古朴而雅致的砖红色欧式屋顶则若隐若现地从郁郁葱葱的围墙上露出可爱的一角，惹人想要一探究竟。沿着勉强能够容纳两车并行的鱼山路走下去，拐过一个小弯就能抵达青岛海洋大学的正门。正门里是一片茂盛的松柏矮树，而矮树后面则耸立着一座修建于日占时期的仿欧式建筑——它有着刷成米黄色的花岗岩外墙，典型的欧式橘红色瓦搭屋顶，别致的弧形楣饰，以及一座高耸在正当中，混杂了东西方建筑风格的平顶塔楼。经过大学校门，沿着围墙继续走下去，就会来到一个岔路口。从岔路往南，经过几座更加现代化的大厦就能抵达人来人往的热闹海滩；而向东则会沿着静谧的街道与参天的美桐树一步步走进一个充满了红色复折式屋顶，精致石砌拱券，粗糙花岗岩外墙以及凹凸砖石路面的古老世界。如同时光静止，世界始终一尘不变一般。
然而对于劳铭昌而言，这些让人恍惚间觉得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初的风景，还有着更深的触动。他记得自己的父亲曾说过，他的祖父名叫劳斯惟，就出生在青岛——当时这座城市还是德国人的租界。因此这些百年前见证过自己祖辈的古老建筑激发了他的无穷想象。由于始终没有娶妻生子，根植在中国人心底的家族观念逐渐以另一种形式表现了出来——他开始沉迷在自己的家族历史里，并且越来越渴望了解与自己的祖先。然而这并非是件易事，他的祖父虽然出生在青岛，但早在五六岁的时候就被曾祖父送去了东北，托付给了生意上的友人。由于兵荒马乱加上年纪太小，祖父与家族的联系很快就断开了，因此祖父对家族里的长辈没有太深刻的记忆。再加上他的祖父过世得很少，所以能辗转传递给劳铭昌的记忆就更少了。为此劳铭昌将时间都花在了青岛市档案馆和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里，试图从公众的记录里挖掘出有关自己家族的信息——08年9月份的时候，他甚至还利用自己在山东省考古院的工作经历在市档案馆里谋到了一份修裱文书的兼职，以便自己能够接触到那些还没有完成分类编排，暂时不能供给公众查阅的历史档案。
这些努力并没有白费。劳铭昌将他在这段时期内发现的所有信息都详细地摘抄了下来，并且整理编写进了自己的笔记里——在他死后，这些笔记又一件不落地送到了山东省文物考古院，并被相关的工作人员悉数整理了出来。虽然其中的大多数都记录非常繁复和琐碎，但由于它们和发生在劳铭昌身上事情有着莫大的联系，因此我仍有必要对这些材料进行一个大概的叙述。
按照那些文件的记录，早在清代中叶的时候，劳氏曾定居在浙江盐官镇，以经商营生，是当地的望族。咸丰初年的时候，家族中的一支——也就是劳铭昌的祖先——举家迁移了山东莱州府即墨县。搬家的原因并没有可靠的记载，依照劳家人自己的说法，劳氏在江浙一带结了仇家，因而被迫背井离乡。但根据劳铭昌的推断，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各式各样的文史材料里都曾提到这家人有一个非常古怪的习惯——家族里的一些成员经常会在傍晚驾驶两三艘船出海，而且直到数天后的午夜或凌晨才会归来。虽然他们宣称这只是为了出海打渔，但那些船回来时通常没有什么渔获。结合清代中后叶沿海地区走私猖獗的情况来看，劳铭昌觉得自己的祖先很可能涉足了这一不太光彩的行当，或许他们引起了官府的注意，抑或在同业间结下了仇怨，才不得已从浙江举家搬迁到山东。
不论真相如何，这一家人很快就融入了当地的生活。青岛与即墨的许多文史材料都记载了与劳家人有关的事迹，而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超乎寻常的渊博学识。按照那些材料的说法，劳家人经常会在与他人谈天说地时提起一些鲜为人知的前朝旧事，或者神秘隐晦的奇异见闻，引得众人纷纷侧目。而更让人惊异的是，能够掌握这种渊博的学识的并非只是一两位杰出才俊——在这个家族里，不论老少，所有人都能够轻松自如地谈论起一些常人根本无从辨别真伪的历史与奇谭。劳铭昌曾特意从一个名叫周豫科的私塾老师所留下的《正心斋杂记》里特别摘录了一件事情：一个名叫劳衡才的十岁孩童有一天在街头与一个说书先生争辩明将戚继光的轶事，最后竟将那个远近闻名的说书先生辩驳得哑口无言——而按照辈分来说，这个劳衡才就是劳铭昌上六辈的先人。类似的故事频频出现在各个年代的各种材料里——从咸丰年间的文人随笔到德国占领青岛后的报纸都屡见不鲜——唯一更换的只有故事的主角而已。似乎这种渊博的学识是一种写进了基因的特征，能够在这个家族里代代相传下去。
自然，许多人都想要了解他们博学的秘密，但面对此类的问题时，劳家成员的反应却颇为古怪。他们始终坚称这世上流传着一种长生不死的方法，而所有这些学识都是那些长生不死的先人传授给他们的。起初，人们都以为这只是些玩笑话。但劳家的成员却表现得相当认真，他们甚至会在谈到兴起时神秘地暗示劳家一直保守着长生的秘密，而且他们家族的每一个人都是长生不死的。当然这只是劳家人的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他们并非长生不死，甚至都算不上长寿。因此每当劳家中有人故亡，一些刻薄的好事之徒拿来当作玩笑。而为了维护面子，劳家的成员们也不会举办丧事，只是安置一口棺材，遮遮掩掩地下葬了事。不过，也有些人颇为相信劳家的说辞——而且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形迹可疑的外乡人——他们经常会聚集在劳家的府邸，举行神秘莫测的仪式，或者探讨长生不死的方法。这些活动自然引来了不少的非议，但那全都是些没有根据的坊间传说，而且多半自相矛盾莫衷一是。
1898年年初，饱受非议的劳家从即墨县迁到了胶澳港。不过这次搬家主要还是生意上的缘故。因为在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澳后，当时的大当家——劳铭昌的曾祖父——劳格林在胶澳做起了行栈与买办的行当，而且还成了非常有名的德语翻译。关于自己的曾祖父，劳铭昌有着较为详细的研究。这一方面是因为劳格林在青岛有着众多生意伙伴与广泛的关系网，因而在各式各样的档案记录里都能看见他的名字；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经历与后来发生在劳铭昌身上的事情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检查劳铭昌留下来的文件时，我曾见过一张劳格林的黑白照片。照片拍摄的时间已经不可考了，但那里面的劳格林看起来大约四五十岁的样子，穿着浅色的长袍与深色的马褂，留着辫子，头戴一顶瓜皮帽，脸上流露着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在面对照相机时常有的局促与迷茫。由于年代久远，影像并不算清晰，但照片里那个人依然给了我一种很难以说清楚的奇怪感觉，就好像那是某些早已被淡忘，而且最好不要再提起的事物。
当时，劳格林在青岛河附近购置了一座小院，然后陆陆续续地将全家二十多口人全都接到了新家，开始了新的生活。但这次搬家并没有改变劳家一贯的举动。在1898年到1905年间，负责治安的德军巡防队经常于午夜时分在码头上抓住行迹鬼祟，试图驾驶渔船偷偷出海的劳家成员，仅记录在卷的档案就多达八份。起初，德国人也怀疑劳家在参与走私活动，然而他们从未在那些渔船里发现任何值钱的物件，也没有找到走私船上常有的夹层。因此德国方面虽然经常扣押渔船和船上的乘员，但只要劳格林缴纳罚金出面担保，也没有惹出太大的麻烦。另一方面，前往劳家探讨长生之术的人也有了明显的增加，俨然发展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秘密团体。在1903到04年的时候，这个团体甚至打出了一个“长生道”的名号，成为了半公开的教派。
在这一系列事情中，最让劳铭昌感兴趣的是曾祖父劳格林的态度。或许是为了顾及生意伙伴——尤其是那些虔诚的德国基督徒们——的感受，劳格林一直尽力与家族的其他成员以及整个“长生道”保持适当的界线，并且经常出入商馆与行会，广施善举，一直试图树立良好的形象。1903年的夏天，他还与另几个商人出资在青岛河上修了一座石桥，以方便港口货物与码头工人的往来——这座桥在抗日战争期间被炸毁了，不过桥上的功德碑却被当时的一个德国记者拍摄了下来，照片里还看得到劳格林的名字。到了1904年，他的行栈生意已经在青岛港内占据了相当的份额，而他本人也在青岛市中华商务公局里兼任了董事的职务。但在私底下，劳格林似乎也涉足了某些神秘的活动。有些当时留下的书信显示，劳格林似乎经常委托自己的生意伙伴在国外搜罗特别罕见的神秘著作，或是购买一些神秘的物件。
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发生在1902年。那年秋天，劳格林买下了自家小院周围的地产，并且找来了一群外地工人对院子进行了扩建。这项工程持续了将近三年半的时间，等到1906年开春的时候，那几间平房已经变成了一座高墙大院。院子里总共有三座欧式风格的小楼，但整体的布局却是按照传统的三合院形式修建的——从院门进去就是宽敞的庭院，庭院的北面是一座两层高的主楼，两侧则是两座单层的厢房，组合成一个“凹”字形的结构。三座建筑都是用的都是崂山采的花岗岩，而且据说还得到了德国设计师的参考。但很多人都觉得那座院子的院墙修建得太高大了，将整座宅子围得密不透风，就好像要提防外人窥视一样。另外，还有少数几个与劳格林熟识的人在书信里提到了一个很难引起外人注意但却非常奇怪的现象——劳格林为了新建大院而开挖的土方似乎太多了一点。根据他们的观察，劳格林肯定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很大的地窖，因为工人们运走的泥土似乎远远超过了修建三座小楼所需要开挖的地基土方。但这件事情并没有得到任何的证实，一来，那些院墙太过高大，因而在施工期间没有人能窥见院子里发生了什么事请；二来，劳格林在大院完工后就立刻遣走了那些从外地雇来的工人，所以其他人根本无从打探。
然而新居的落成似乎标志着劳家内部出现了新的转变。一方面，劳家成员夜间出海的鬼祟活动突然停止了。虽然坊间仍然流传着过去的故事，但1906年往后的租界政府档案里却再也看不到任何巡防队截获劳家渔船的记录了。另一方面，“长生道”在这段时间里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甚至将劳家的新居变成了一个主要的活动场所，而且吸引了不少青岛地区的居民也投身进了他们的活动中。许多附近居民和晚上打更的人都声称自己在夜深的时候看到有形迹可疑的人出入劳家的院子，或是听到那些刻意加高的院墙后面传来奇怪的声音——那像是一大群人发出的、没有内容的狂野呼喊，还有一些杂乱的、带有旋律的哨声和其他乐器的声音，让人不祥地联想到某些流传在沿海地区偏僻村庄里的古老请神仪式。即便在白天的时候，人们也经常会在劳家大院的周围闻到奇怪的臭味，或者看到工人抬着密封的箱子出入大院——至于箱子里是什么，就连搬运的工人也不知道。
而在这种情势下，作为劳家的一家之主，劳格林似乎也丧失了控制事态的能力。许多与劳格林有来往的德国商人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公开或含蓄地提醒自己的生意伙伴应当制止那些发生劳家大院里，令人不安的古怪活动。虽然劳格林也全都答应了下来，但那些午夜里的古怪声响并没有就此消失，那些徘徊在院子周围，形迹鬼祟的外地人也不见减少。随后，在1907年年底到1909年年初的那段时间里，几个青岛本地的“长生道”信徒神秘失踪的案子又给劳格林的生意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即便租界政府与巡捕局并没有发现失踪案与劳家——或者“长生道”——有什么明显联系，但许多没什么见识的居民都相信这是劳家与“长生道”的信徒正在举行某些神秘的祭祀；而另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则将民间的流言与劳家大院里发生的事情斥为愚昧无知的迷信。1908年的时候，更有几个知识分子还在《胶州报》的《论说》专栏里发表文章指责劳格林等人
“夜聚晓散，妄求长生之术，实则诳诱愚民，谋财害命也。”多方影响之下，劳格林的行栈生意自然一落千丈。许多原来的友人也刻意地与他疏远了关系，而那些迷信的居民们更对整个劳家怒目相向。然而，在仅存的几个还与劳格林保持来往的朋友看来，这个让人琢磨不透的商人似乎不再关注公众们的看法了。在那段时间里，他变得越来越焦躁和恐惧，但却绝口不提与劳家或是他自己有关的任何事情。越来越多的钱被花在了一些看起来毫无意义的事情上，像是从国内和海外搜罗神秘的古籍，或是会见某些奇人异士，而那些真正应该关注的生意则全都被抛到了一边。
1909年年初，刚过春节，劳格林又做了一件令所有人都困惑的事情。他将自己最宠爱的小儿子——也就是劳铭昌的祖父——年仅五岁的劳斯惟送去了东北，托付给了奉天府的药材商人王志承。虽然劳格林对外宣称这是为了让劳斯惟从小跟随王志承长大，学习药材经营的门道，但这个借口即便在今日看来也站不住脚。因为不论是开始学习接管生意的长子劳斯明，还是已经年满十六岁的次子劳斯德，都比一个五岁大的孩子更适合学习经营药材生意。对于这种毫无道理的安排，喜欢议论的闲人们纷纷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多数人觉得这和劳斯惟的身份有关——因为劳斯惟是小妾的儿子，而他的母亲在生他的时候难产死了，所以正妻一直想将他送走；也有人觉得劳格林只是找个借口让他出去避一避而已。可是没有人料到，这件事只是一桩更大变故的序曲。
三、
对于劳家在1909年之后的历史，劳铭昌起初了解得并不多。他只是注意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在青岛档案馆里收藏的1909年之后的历史材料里几乎找不到任何与劳格林，乃至整个劳家，直接有关的记录。就好像这家人突然凭空消失了一般。而经过进一步的发掘后，他又在收养了祖父劳斯惟的药材商人王志承1910年写给另一个生意伙伴的书信里找到了这样一句带有不祥蕴意的话：
“兴长之事，君必有所耳闻。那日兴长将斯惟托付于我，怕是料到有此一劫。”这里提到的“兴长”就是劳格林的字，但信里并没有就劳家发生的事情做详细说明。再后来他又在别的地方看到了一些隐约提及1909年变故的内容，但都非常简略，一笔带过，仿佛知情者全都有所忌讳一般。这让整件事情变得扑朔迷离起来。虽然劳铭昌对这个谜团很感兴趣，并且认为祖父肯定因为1909年发生的事情而失去了与家族的联系，然而由于缺乏详细的材料，相关的研究一直在死胡同里打转。直到2010年，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给他带来了全新的线索。
由于有着专业的文史研究背景，而且经常在档案馆里协助工作人员整理修裱文书，劳铭昌以及他的研究工作在青岛地区的历史爱好者圈子里一直小有名气。2010年春天，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举办学术研讨会的时候还特意邀请劳铭昌做了一个有关德占时期青岛地区商业文化发展的报告。在这次会议上，劳铭昌认识了来自青岛海洋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罗广胜。这个年轻人的广博学识给劳铭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让他们很快成为了志同道合的好友。
当时罗广胜正在从事有关民间宗教信仰的研究，因此他们谈论的话题主要围绕着秘密教派“长生道”展开。在研读过罗广胜收集的材料后，劳铭昌意识到“长生道”的历史可能比他想象的要久远得多。这很是一个在中国沿海地区流传了数百乃至上千年的密教团体，并且有着超乎寻常的生命力。在两晋时期候，它被称做“服食教”；在唐朝的时候，它又变成了“金丹教”；甚至当蒙古南下灭宋，建立元朝后，它不仅化身为萨满崇拜的分支存活了下来，而且远播到了朝鲜半岛。所谓的“长生道”只是它最近的名字而已。虽然咋看之下，这些密教团体似乎没有太多的联系，但它们在解释长生不死这件事情上却出奇的一致。它们相信世间的一切活物都是神明用泥和水做成的，因此万物在诞生之初也如同泥土一般没有固定的形状，直到怀胎发育，才渐渐有了各种的形状；一朝分娩临盆，活物就好像出窑的瓷胎，再没有了变化的余地；然而，瓷器虽然坚硬，却禁不起磕碰，终有一天会粉身碎骨，所以人和其他活物也免不了一死。只有追本溯源，回复到最初的模样，像是泥土一样容易改变，才能修复破损，获得真正的长生。而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它们都提到一种在古书中被称为“太岁”的东西，并且也都隐晦地暗示“太岁”才是长生不死的关键所在。
虽然这些故事非常离奇有趣，但在所有材料里真正引起劳铭昌注意的还是罗广胜手中一本叫做《驳伪详辩》的小册子。这本书是清末民初的胶州知州王育楩编写的，此人为了查禁邪教，曾亲自研究了当时流传在山东半岛地区大大小小数十种邪教，并它们的各种“妖言”一一摘出，并加以辩驳，以期能够警醒世人，而这当中自然也包括了一直在胶州湾地区发展的“长生道”。但让劳铭昌感兴趣的并不是书中对于“长生道”的记载，而是王育楩在驳斥“长生道”妖言惑众时曾写进了这样一句话。
“吾闻己酉年八月，青岛劳府二十余人暴毙而亡，岂长生邪？”这也是劳铭昌第一次见到有关劳家变故的直接记载。虽然王育楩也在文章中表示劳家的事情只听说众口交传，没有详细考究，但考虑到《驳伪详辩》的成书时间，以及王育楩在胶州湾地区生活了三十余年的事实，这一说法仍然有着相当可信度。后来，劳铭昌将这个发现告诉了罗广胜，而后者又提出了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想法：“劳府二十余人暴毙”这样重大的事情不可能没有留下任何相关的文字记录——即使民间可能会因为某种忌讳而刻意掩盖下去，但德国殖民政府的档案里必然也会提及——如果青岛市存留的历史文件里没有相关的记载，那么很可能是那部分文件在德国撤离青岛时一并带走了。也正是这个意见让劳铭昌看到了全新的可能。由于2010年恰好是青岛与德国曼海姆市正式缔结友好合作关系的第十五个年头，两座城市举办了一系列的交流活动。因此劳铭昌通过青岛档案馆里的朋友向几个来访的曼海姆市历史协会成员介绍了自己的家族历史，并且希望他们能够提供适当的帮助。这一举动引起了几个德国学者的浓厚兴趣，其中来自曼海姆大学历史系的哈勃格教授当即表示愿意协助劳铭昌的工作，在德国搜寻相关的历史文件。
这一合作直到2011年春天终于有了结果。那年4月份曼海姆市历史协会向劳铭昌寄来了一份1909年的青岛巡捕局出警记录及相关案卷的影印件以及对应的英文译稿。记录上登记的日期是8月19日，负责填写记录的是德国人马克西米利安•阿登纳警官。根据案卷的叙述，那天早晨天刚亮的时候，几户住在劳家附近的居民全都惊恐万分地聚集到了巡捕局的门前要求巡捕局派人干预劳家的活动。当时还在值班的阿登纳警官和巡捕兼翻译宋鸿绪花了不少时间才从结结巴巴的居民那里弄明白了事情的经过。原来在前一天晚上子时的时候，劳家的大院里突然传出了许多响亮的声音，那当中有很多人发出的疯狂呼喊与痛苦嚎叫，还有一些非常尖锐而且带有某些旋律的哨音。从声音的杂乱程度来判断，整座院子里肯定挤满了人，但院墙上却没有透出一点点光亮，远远望去只有黑糊糊的一片，完全不像是有人在活动的模样。这种匪夷所思的情景自然引发了许多非常可怕的联想。居民们纷纷死死地锁住了门窗，连出门的胆子都没有了，更别提靠近偷偷院门看看里面的情况。那些令人恐惧的吵闹在黑暗里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而大院里也一直都没有光亮。一直等到天快亮的时候，吵闹才逐渐平息下来。几个居民壮着胆子出了门，并且闻到空气里有一种非常奇怪的臭味，但仍然没有人敢靠近劳家的院子。在确定安全后，所有人全都跑到巡捕房的门前。
阿登纳警官早前就听说过与劳格林有关的传闻。因此，他立刻带着宋鸿绪以及几个还没被吓破胆的人赶到了劳家大院。在院门前，他闻到了附近居民口中提到的那种奇怪而又恶心的臭味，这给了他一种非常不祥的心理暗示。随后他开始敲门，但没有人应答。于是他示意随行人员将院门撞开。由于人手很多，所以他们没有耽误太长时间。但在大门被撞开的瞬间，那种无处不在恶心臭味骤然浓烈了起来，甚至有些让人觉得反胃了。冲在最前面的两个人几乎立刻就吓瘫在了地上，而其他几个人——连同阿登纳警官在内——纷纷觉得两腿发软，不由自主地往后退去。有几个人连滚带爬地跑走了，剩下的人坚决拒绝踏入院子半步，而且也劝说阿登纳警官不要这样做。直到最后，在完全适应了院子里的景象和浓烈到让人窒息的恶臭后，阿登纳警官只身一人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劳家的院子。根据他的回忆，在那座宽敞庭院里散乱地分布着共计十五具尸体。但真正令人恐惧的不是死者的数量，而是尸体的状态——所有的尸体全都腐烂得非常厉害，只留下骨骼和一些黑色的黏液。那种无处不在的古怪恶臭就是从这些黑色黏液里散发出来的。在清点过院子里的十五具尸体后，他又壮着胆子走进了院子里的三座楼房，并且在那里面又发现了共计十三具尸体。楼房里发现的尸体与院子里的情况基本一致，也都腐烂得只剩下骨头与黑色的黏液。
另一份报告表示，由于尸体高度腐烂，警官们只能根据尸体的衣物与其他随身物件来辨认死者——奇怪的是，这些东西没有任何腐烂的迹象。租界政府统计的死者包括了劳格林在内的二十二为劳家成员以及六个下人——这意味着，除开一年前被送去东北的劳世惟外，劳家的所有人都死在这次变故中。大多数尸体，或者尸体剩下的部分，都没有挣扎的迹象。德军的医官也化验了采集到的黑色黏液，但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结果。
7，8月份的时候，曼海姆市历史协会又陆陆续续寄来了几份影印件，介绍了租界政府对这一事件的后续处理。为了避免引起更大的恐慌，阿尔弗雷德•麦尔•瓦尔代克代总督下令严格封锁了事情的具体情况，并且对劳家大院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理。随后，在1910年下半年，那座院子被低价转让给了一个初来青岛，名叫威廉•海森堡的德国商人。但海森堡只在院子里住了不到三个月就神秘失踪了。在失踪前他曾声称自己在房子里发现了非常奇怪的东西，同时还向人抱怨说，院子里经常会有非常奇怪的臭味，而且在晚上的时候还常常听到很多人在说话和一些奇怪的尖锐声音。这件事情让原本逐渐平息下来的迷信传说再度蓬勃发展了起来。为此，总督府甚至找来了两个牧师在院子里举行了驱魔仪式，后来又下令永久关闭了整座院子。自此，与劳家有关的所有信息全都终结了。
虽然这些文件没有对劳家的遭遇给出一个最终的合理解释，但至少解开了劳铭昌一直的疑惑，而他似乎并没有感到失望。作为一个在文物考古院里工作了二十多年的研究者，他明白自己所了解到的历史总会存在各种各样供人猜想的留白与谜团，而这也是历史研究的魅力之一。不过，这几份报告还给他带来了额外的惊喜——之前他找到的材料里对于劳家大院的具体位置都描述得非常含糊，但从德国寄来的案卷里却明确地记录了大院当时所在的街道与门牌，这让劳铭昌燃起了寻访祖居的希望。在与罗广胜一同详细研究过德占时期的几份青岛地图后，劳铭昌终于确定了劳家大院的方位——事实上，那里距离他在小鱼山上的公寓并不远。
四、
在经历过充分的准备后，2011年11月的一个下午，劳铭昌与罗广胜一同踏上了寻访劳家旧址的旅途。他们随身带上了青岛市的行政区划图与德占时期的古地图作为对比，并且还准备好了相机与日记来记录可能的发现。两人沿着鱼山路走下了小鱼山，绕过历史文化博物馆，向左走进入了两侧梧桐夹道的大学路。当时已经初冬，梧桐树的树叶都已经落了大半，只留下纠结的虬枝，杂乱无章地伸向蓝色的天空。大学路的一侧是博物馆与美术馆那带有黄色琉璃瓦的红色高墙，另一侧则是修建在灰色花岗岩基座上的铸铁栅栏。栅栏后是一户户德占和日占时期残遗下的欧式小院。院子里有两层高的小楼，模样各异，但全都历尽岁月的磨蚀，统一地维持着有些衰落的古老风貌。一些主人疏于打理的院子里杂乱地堆积着一些褪色的旧物，一丛丛枯黄的野草从旧物间的空隙里伸出来，无力地倒伏着，给怀旧的氛围里增添了几分萧索的感觉。
由于市政规划经过了多次调整，加上许多未标注在地图上的小巷，他们很快就迷了路。但劳铭昌并没有感到烦恼，行走在那些在曲绕交错的小巷里，让他觉得自己已经离开了那个现代而又繁华的青岛，深入到了百年前的世界里。偶尔，他能认出一些在历史材料里读过的地标，像是已经干涸的青岛河河床，或者某座百年前的建筑。脚下的水泥马路偶尔会变成凹凸不平的砖铺老路，一些庭院的大门也显出了斑斑的锈迹，就连一些八九十年代修建的楼房好像也受到了侵蚀，变得古朴起来。然后，在某个瞬间，他突然看到了一座两层的德式小楼。那是一座典雅但却太起眼的建筑，有着陡峭的砖红色复折式屋顶与嵌在精致拱卷里的狭长窗户。临街那一面的山墙已经很老旧了，显出一种灰暗的黄色，连带着那些装饰用的拱卷与圆形抚壁柱也是坑坑洼洼的模样。建筑与沿街的院墙间有着一棵疯长的树，虽然叶子已经落光了，但繁茂的枝桠依旧遮挡住了小楼的一角。劳铭昌后来在日记里回忆说，他突然了有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好象直觉般地意识到了这座老楼就是自己寻找的目标。对照过手上的两份地图后，他确定了自己的想法，那的确是劳家大院，或者劳家大院的一部分。只是它如今有了新的称呼——隆口路5号。
由于年代变迁，劳家大院已经完全没有了原来的样子。那些历史文字里经常提到的那些格外高大的院墙早就被拆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居民们自行修建起来的简陋砖墙。两座矮一些的厢房也没了踪影，只留下当年的主楼还保存得比较完好。如今与老旧主楼相伴的是一座是大概在七八十年代修建起来的筒子楼。两座楼房之间不算宽敞的空地上停放着一排居民们出行用的自行车与电瓶车，而那些远离主要过道的墙根边则堆放着日用杂物与种植蔬菜花草的花盆或破脸盆。这些景象让这个从外面看起来还带有些许怀旧意味的院子融进了许多生活的气息。但奇怪的是，所有的东西都刻意地避开了那座老楼，给它留出了一小块空荡的角落，就好象它是一个独立在外的空间一样。
劳铭昌按捺住激动的情绪，走进了院子，想要靠近仔细看看，却发现那座老楼里并没有住人，窗户上也蒙着一层灰。不过那些花岗岩修建的墙根，和已经快被时间抹平的雕花楣饰，还有残破的石雕装饰栏杆，仍让人能从凋败之中窥见当年的豪华与舒适。于是他们转向了其他的地方，和一个待在院子的向阳处晒太阳的老头攀谈了起来。
那个老头名叫李荣德，是土生土长的青岛人。他告诉劳铭昌与罗广胜，那座老楼的主人住在外地，而且每年只会回来一两个星期稍微打扫一下旧楼，但从不在里面过夜，所以它就一直这么空着。早些年也曾有几个人曾经租过这栋老楼，但最多住上一两个月就会另寻别处，所以老楼大部分时间都是空着的。街坊邻居们都不太喜欢这座老楼，因为老楼周围偶尔会若有若无地飘荡着一股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出来的奇怪臭味。还有些坊间的流言说房子里闹鬼，因为有些人说在某些靠近老楼的位置上能够模模糊糊地听到一些人声，但却听不清楚具体的内容；还有些人说老楼里会传来有节奏的哨声。但是，李荣国最后补充说，这些故事不必当真，他在这个院子里住了二十多年，这种骗小孩的故事听得多了，但没人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至于那种经常出现的奇怪臭味，他倒是经常闻到，但那很可能是下水道的问题，并不稀奇。
但对于劳铭昌而言，这些离奇的传闻只是发现之旅的意外插曲而已。能够亲眼看见祖先曾生活过的地方已经足够让他心满意足了，而老楼的状况更让他有了新的想法。在发现老楼的一个月后，他联系上了那座房子的主人，讲述了其中的原委，并最终以一个比较低的价格将它整个租了下来，当作他在青岛的新家。根据劳铭昌日记里的叙述，由于老楼常年无人居住，内部的状况已经非常糟糕了。各处的隔墙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二楼的一些木头地板也都腐朽了，需要彻底更换，整座建筑实际上就只剩下了一个空空的外壳而已。但他没有抱怨什么，而是陆陆续续地雇人彻底打扫了那栋老楼，并进行了彻底的整修。在大院里的街坊们看来，这实在是件不可意思的事情；但罗广胜的支持与老年人特有的固执让他坚持了下来。那毕竟是他的祖辈百年前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因此劳铭昌所感受到的激动其实并不难想象。
修缮工作一直持续到2012年三月下旬。随后，劳铭昌在四月上旬搬进了那座老楼，开始了他的新生活。从那段时间留下的日记来看，老楼里的日子并不是特别的舒适。虽然经过了改造和整修，但老楼里的水压与电力都远不如现代化的楼房那样稳定——在2012年冬天，他还遇到了供暖不足的问题——但除开这些早有准备的不便之外，更令他感到困惑的是那种邻居们曾经提到过的臭味。他在日记里将之描述成一种动物死亡后开始腐烂的味道。但最让劳铭昌感到心烦意乱的是他一直没能找到它的源头。这种气味在一楼东侧的一个没有窗户的小单间里最为明显，但离开那个单间后，味道就会明显变淡，只有偶尔能注意得到；而二楼的房间里就几乎闻不到那种的气味了——不过，有时候气味会变得特别浓烈，甚至在二楼或者户外靠近房子的地方也能察觉得到。然而那个单间是空的，里面只有一块不到二十平米的空地与四面墙壁。房间地面是几十年前房屋翻修时挖掉朽烂的木头地板后铺设的水泥，因此不太可能藏了什么死物。况且在他搬进来之前，房子已经有十多年没有住人了，即使有人曾经埋过什么东西也肯定完全腐烂了；再者，关于奇怪臭味的抱怨一直贯穿在这座房屋的历史中，甚至早在二十世纪初，劳家大院被租界政府彻底关闭前的最后一任住户德国商人威廉•海森堡在神秘失踪前也抱怨过房子里的恶臭。
但是，如果说那种奇怪的臭味还仅仅只是让人心烦意乱的话，那么另一个谜团则显得有些阴森不祥起来。劳铭昌第一次注意到这个谜团是在搬进老楼的一个月后，他将当时的详细情况全都写进了日记里。2012年5月9日下午，劳铭昌吃过晚饭后觉得有些疲倦，于是关掉了电视在一楼客厅的沙发上躺了一会儿。但等到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房间里只有一点点从窗户里漏进来的路灯光芒。当时一定很晚了，因为四下里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但他没有立刻起身，而是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地躺着，想等自己清醒些再做打算。这个时候，他突然觉得自己隐隐约约地听到了一些细碎的声音。起先，他以为自己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而那些声音只是梦境的残余，所以他没有理会，依旧一动不动地躺着。但一段时间之后，那种声音并没有消失，却始终在恰好能听见的边缘徘徊不定。他敢肯定那不是老鼠之类的动物，而是人说话的声音，但它是在太微弱了，完全无法分辨其中的内容。他想要起身查看，但在那种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完全僵住了，动弹不得。那种细碎的声音就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到十五分钟的时间，然后逐渐淡出了人耳能听到的范围。随后，劳铭昌又花了几分钟才终于扶着沙发慢慢爬了起来。他在黑暗里站了一会儿，然后打开了灯，彻底地检查了一遍房子。然而所有门窗都是锁好的，没有被破坏的痕迹，也没有任何迹象说明房子里曾有其他人出入，倒是那种恶心的臭味似乎变得更明显了——但劳铭昌也在日记里承认，这或许只是极度紧张后的错觉而已。
然而事情仅仅才是开始，到了八月份，他又听见了那种声音三次——而且他觉得那种声音实际出现的次数可能会更多一些，因为它们实在太微弱了，很难引起注意。后三次经历也都发生在深夜——因为只有那个时候才足够安静，让他能够注意到那种微弱的声音——每次的时间大概在五分钟到十五分钟不等。和最初听到的声音一样，他后来听到也是人说话的声音，而且也一样模糊，完全无法分辨。其中有一次，他还听到了几声似乎带有某种节奏的哨声或者笛音——但那种声音也仅仅只比人声略微明显那么一点儿。每次声音结束后，他都会去检查房子里的所有门窗，但每次都一无所获。在第三次听到那种声音的时候——也就是听到哨声的那一次——他壮起胆子，小心地在房子里寻找了一会儿，随后发现那些细碎的人声似乎是从一楼东侧那个的臭味特别明显的小单间里传出来的。然而，那个单间里显然没有任何东西能发出这样的声音——事实上，他没有在那个单间里摆放任何东西。接着，在第四次听到那种声音后，他终于下定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出合理的解释，因为这个诡异的谜团已经让他觉得有些神经衰弱了。
毫无疑问，那个可疑的小单间成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起点。但最初的几次检查并没有揭露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不过，在对老楼进行了一次简单的测量后，他发现了单间隐藏的秘密。按照房屋的布局来看，那个神秘的小单间应该是长方形的，但他实际看到的单间却更接近正方形，这意味着在单间东面的那堵墙后可能还藏着一个隐秘的夹层。而等到他找来罗广胜一同铲除掉东面墙壁上的灰泥后，这个猜想得到了证实——因为在刮掉老旧灰浆的墙面上有一扇被完全封死的门。用来封堵门的材料是非常古老的旧式德制砖头，这将怀疑的对象缩小到了三个——封堵房门的可能是劳家的某位成员，或者曾经在房子里住过的德国商人威廉•海森堡，或者最终下令彻底封锁大院的租界政府。但不论是谁封堵了这扇门，他所传达的信息却很清楚。因为他不仅封死了房门，还特意刮掉了整堵墙的灰泥重新粉刷了一遍，将封死的门完全藏进了隔墙里，不留任何痕迹——如此大费周章的工作说明那个人不仅不希望其他人进入夹层，而且还要将门后的秘密永远地埋葬下去，确保不再有人发现。但这样的掩藏反而让两个人更加想要打开它一探究竟，更不用说门后的夹层很可能包含了更多与劳家的祖先有关的线索。所以，在发现隐藏房门后的第二天——8月29日——他俩就找来了工人砸开了那扇封死的门。
砸开房门的同时，劳铭昌、罗广胜以及在场的工人都闻到那种奇怪的臭味明显浓烈了起来，所以他们停顿了一会儿，待臭味稍稍消散一些才清理掉了剩下的砖块。门后的夹层并不宽，只能供两个人侧着身子进出。夹层的地面上铺设着非常古老的木头地板，但大多已经完全朽烂了，而且积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和碎屑。在夹层的一端有一个方形的地洞，上面盖着一块残破的活动门板——那种奇怪的臭味就是从地洞里传出来的。门板上有一把古锁，但早就锈得看不出原来的面目了，因此劳铭昌让工人砸开了锁。待门板后打开，露出来的是一个洞口。地洞的一侧紧贴着地窖的墙壁，距离下方的地面有大约有十几尺的高度，但没有可供上下的梯子。但由于空间有限，在洞口上也没办法看到地窖内的情形。由于缺乏必要的工具，所以他们只得关上了活动门板，等准备充分了再做打算。
五、
然而，等他们再次打开那扇活动门板的时候已经一周之后的事情了。从日记的内容来看，对于进地窖查探这件事情，劳铭昌抱有一些顾虑。不过他担心的倒不是鬼神之类的迷信故事，而是切切实实的风险。考虑到劳家的祖先们有从事走私生意的嫌疑，因此房子的下方很可能存在着一些用来从事地下生意的秘密通道——而他在房间里听到的人声很可能就是某些人利用这些古老秘密通道从事某些活动时发出来的。虽然他不知道那些人的目的为何，但很清楚自己不应该在没有任何了解的情况下贸然接触那些声音的源头。甚至，为了安全考虑，在砸开隔墙发现地窖的当天，劳铭昌就给活动门板上装了新锁，后来又找人来换了一扇更结实的门板。但另一方面，年轻的罗广胜却对那这座神秘的地窖充满了兴趣，他不仅一手操办了地下勘探需要的设备与工具，还最终说服了劳铭昌与他一同下地窖去进行查看。
9月8日中午，劳铭昌与罗广胜打开了通往地窖的活动门板，安装好了绳梯，然后带着装备爬下了洞口。他们准备得很充分，甚至还带上了一台手持的二氧化碳检测仪。然而，当真正进入地窖后，两个人却发现这次勘探远没有想象的那样困难。虽然空气里弥漫着那种熟悉但却刺鼻得多的臭味，但他们并没有感到呼吸困难，二氧化碳的读数也在安全范围内。不过，周围的景象却让他们有些讶异。
洞口下方是一条砖砌的拱道。整条通道有大概十余尺宽，房间那么高，并且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截巧妙的拱形结构作为支撑，显然是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墙面的砖石也排列得非常整齐，并且留出了可供放置油灯的凹槽。在通道的一侧——远离洞口的那一边——有着一座乌漆大门。它采用的是全凹式的结构，门板要比两边通道墙壁向内陷进去大约三尺的深度，留出了一个较浅的空间作为门廊。由于是在地下，所以大门省略了屋檐一类的结构，但门前的台阶，两侧的门柱石还有大门方上的四颗门簪却一样不少。对开的门板已经很破旧了，其中一边早已脱离了门轴，完全向后倒塌在了地上，另一边也显得摇摇欲坠，让人不敢去碰。门的两侧挂着一副对联牌匾。右边写着“千枝归一本”，左边写着“万系总同根”，中间的匾额上留有“劳家祠”三个字。所有这些刻字还有留着些上色的痕迹，但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本色了。
这个意想不到发现让劳铭昌觉得颇为惊异。作为祭祀先祖和举行重大仪式的场所，祠堂的选址自然会非常重视风水与交通的便利性。而这种将祠堂建在自家大院地基下的行为即便不是离经叛道，也是相当罕见的情况。这也让他想起了之前在研究家族历史时曾读过的那些声称劳家修建楼房时挖走了大量土方的书信，并且不由得纳闷自己的祖先为何要对修建祠堂一事保守秘密。但他们两人并没有在大门前逗留太长时间，在查看了片刻后，劳铭昌与罗广胜就从倒塌的那半边门里走了进去。门后是一个宽敞的长方形房间，大抵上对应着普通祠堂里的庭院。长廊里没有陈列任何物件，但在左右两边的墙上都留下了刻字。右边的刻字简单讲述了劳家从浙江盐官镇举家迁徙到山东即墨而后又搬家到青岛的历史，左边的刻字则记叙了劳格林受先祖之托建立祠堂的过程。对于劳铭昌而言，墙壁上的内容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因此他并没有特别的在意。房间的尽头是另一扇乌漆大门，样式与大门没有什么区别，但保存得相对完好，两侧和门楣上也没有匾额。
小心推开大门，后面是一个接近正方形的房间，并且在正对大门的另一边墙上也开着一个门洞。按照空间布局来看，这个地方对应的应该是祠堂里用来祭祀祖先的享堂。但这个房间里没有布置在祭祀时用来安置祖先牌位的桌案，整个房间空荡荡的，只在中心的位置有一个凹陷下去的浅坑。坑的直径有十余尺，深一尺，内壁呈弧形，打磨得非常光滑，就像是一口嵌在地上的大锅。坑的周围还有几块已经完全腐烂的草垫，像是供人在祭祀时跪拜用的。但劳铭昌却完全想象不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祭祀。四面的墙上描绘着一些奇怪的壁画，其中的内容像是一些祭拜的仪式，但很多地方的画漆都起卷剥落了，使得剩下来的部分看起来就像是某种浑身疙瘩的黑色巨石。除开那些显而易见的东西，房间唯一显眼的就是四盏安置在角落里的高脚油灯，和一口半人高靠墙摆放的柳木箱子。由于没有得到合适的养护，箱子的保存状况已经很糟糕了。当劳铭昌带着手套小心地打开它们后，发现里面装着的全是古老的典籍。这些旧书的情况比箱子本身还要糟糕。它们笼罩在纸张腐烂形成的灰堆里，几乎被完全蛀空了，一碰就会坍塌成不可辨认的一堆。借着手电筒的光线，他简单地辨认出了状况相对好一点儿的几本书，但那大多数公认的伪经或志怪奇谈，其中有一两卷传说属于《山海经》但从未得到学界承认的《昆仑经》折子装手抄本，一本明代线装帧的《齐谐记》，还有一本清代包背装的《大荒策》印刷本。想来这就是劳格林当年花钱从全国各地搜罗来的古籍了。但是，除开这些破旧的古籍外，箱子里还有三个紧紧裹起来的桐油纸包裹。由于桐油纸的保护，包裹的状态看起来要好一些，劳铭昌从箱子里取了一件出来，拍掉上面的灰尘，小心打开后却发现是里面是一页页没有装订的手稿，上面还留着劳格林的名字。于是，他将几只包裹都取了出来，交给罗广胜随身带上，留待以后研究。
检查过这个类似享堂的房间后，他们穿过了后面的门洞，走进了另一条长廊。这部分的长廊和之前他们经过的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这一次两侧墙壁上的内容变成了一些劳氏先祖曾经达成的卓越事迹。到了这个时候，劳铭昌基本已经猜到了整个地下建筑的布局。按传统的三段式祠堂来推断，在这条长廊的尽头，整个建筑的最深处，修建的应该是用来安置祖先牌位的寝堂。这让他在推开最后的那扇乌漆大门时感到了难以言说的紧张与激动。对他而言，这扇门后的东西仿佛就是他研究家族历史的一种奖赏——以一个子孙，而非研究者，的身份觐见自己的祖先。
手电筒照亮了一个与享堂差不多大的房间。他们两个人看到了房间的另外三面耸立着用夯实泥土与石板搭建起来的阶梯，并倒抽了一口凉气。这些阶梯最靠外的一级有齐腰高，它们一级级往上延伸，最后几乎已经碰到了地窖的天花板上。它们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凹”字形——后来，劳铭昌与罗广胜再度谈起这一幕时，罗广胜说那就像是某种巨大的礼堂座席。从某种诡异的角度来说，这个比喻准确得让人恐惧——因为那些台阶上摆放的是鳞次栉比的一尊尊牌位。虽然其中有些牌位已经倒塌了，但大多都还保持在原来的位置上。手电筒照射出的光芒在这些埋葬于厚重灰尘里的牌位间拉出了诡异变幻的长影，让人恍惚间想到了午夜坟山上林立的墓碑。这些牌位的数量如此之多，远远超出了劳铭昌的预计与想象——按照他的估算，那里至少有一千五百到两千尊以上的牌位，而其中每一个位置都代表着一位曾经存在过的劳氏祖先。劳铭昌不知道自己的曾祖父究竟是如何知晓这些祖先的名字的，但在这样黑暗的环境里，这种近乎阴森的展示让他感到了莫名的畏惧与恐慌。经过三年的研究与调查，他所熟悉的祖先名字尚不足百位，在这个阴森的宗祠里最多只有小小的一角，更多的名字留给他的只有彻底的陌生。后来，他在日记里回忆说，某种让人窒息与压抑的氛围几乎要将他压垮在地，不敢再踏近一步。但强烈的好奇与了解家族历史的热情仍然驱使着他继续一趟究竟。于是他向着三面排列祖先的牌位台阶各行了一次大礼，然后走近了一些，想要详细地看一看。
这个举动揭露出了另一个不那么起眼，但却同样古怪的异状。当劳铭昌靠近审视那些腐朽得已经看不出颜色的牌位时，他发现虽然这些牌位上写着辈分与名字的确是劳家的列祖列宗，但那些牌位并非是宗祠里供奉的往生牌位，而是通常为供奉活人准备的长生牌位——即使那些按照辈分本该活在数百甚至上千年前的祖先也是如此。这种违反常理的行为让劳铭昌陷入了深深的困惑。难道自己的曾祖父和其他家人是如此的沉迷于长生不死的理念，甚至拒绝相信祖先们已经死亡的事实，反而努力用这样一种古怪的方式进行自我催眠？想到这里，劳铭昌甚至觉得有些可怜自己的祖先了，因为他在那一排排长生牌位里看到了自己的曾曾祖父——劳格林的父亲——劳修文，而他记得劳修文在光绪二十三年，也就是劳家从即墨搬家到青岛的一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带着满腹的疑问离开这个古怪而又阴森的地下祠堂后，劳铭昌与罗广胜又检查了祠堂门前的通道。这条通道的证实了劳铭昌的部分猜想，因为它的一端就连接着德占时期下水道系统的某个废弃角落，而另一端则以一个非常平缓的角度逐渐向下延伸，经过几处弯折后来连接上了一处通往海里的地下洞穴。这座洞穴似乎是天然形成的花岗岩裂隙。当劳铭昌与罗广胜抵达洞穴的时候已经开始涨潮了，他们看到了一段长长的黑色泥泞滩涂和反复拍打着滩涂的黑色水面。那种无处不在的臭味里模糊地混杂一股海水特有的腥味。虽然洞穴的后半段是淹没在水里的，但劳铭昌觉得在落潮时候它肯定通向某个位于青岛海滨地带，暴露在水面上的隐秘洞穴——当年劳家的祖先们肯定就是利用这条通道绕过所有人的耳目，暗中开展他们的走私生意或者其他需要秘密出海的勾当。至于他们是如何发现这处天然出海口的，劳铭昌就很难去猜测了。
对于劳铭昌而言，这次探索揭开了他的许多疑问。那种出现在房间里闻到的臭味肯定就是从德占时期的下水道网络里飘上来的，而那些鬼祟的声音则肯定说明了某些人还在利用这条古老的地下通道从事一些隐秘的活动——这让劳铭昌对居家的安全有了担忧，为此他还特意加固了通向地底通道的那扇活板门，并且为那个小单间也上了锁。但探险最大的意外收获是他们从地底的劳家祠堂里取出来的三个桐油纸包裹。
从包装的方式来看，这些包裹只是一种简单的防潮措施，并非是为长久保存而准备的，所以包裹中手稿的保存状况也相当勉强，需要精心修复。纸页上的题字与内容都说明这些手稿应该是他的曾祖父劳格林留下的。其中的一部分内容是劳格林在研究那些箱子里的朽烂古书时留下的笔记；另一部分则好像是劳格林与各式各样的人进行交谈时留下的笔记。有些对话记录非常简单，仅仅以“某月某日问某某，答曰某某”的形式一笔带过；有些则非常详细，不仅包括了前因后果，还附带了一些劳格林的评论与考据。这些交谈的主题非常广泛，有些似乎与古书中的某部分内容有关，有些则是一些荒诞不经的奇怪见闻，还有相当一部分则牵涉到整个长生密教的历史与秘密。但真正让人困惑的并非是对话的内容，而是那些与劳格林对话的人。这些人当中有许多劳氏的先祖，也有许多看起来与劳家完全没有关系的人。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所生活的年代要远比劳格林古老得多。有几页手稿里记叙了劳格林与一个出生在明朝初年名叫孙睦的御史谈论一颗传说中名叫“幽阁司”的星星——据说那是一颗运行在五纬之外不会发光的星星，凡人的眼睛根本无法看见它；还有几页手稿则记录了劳家一位祖先劳攸谈论东汉年间自己拜见某个名叫“玄君”的隐士时的所见所闻。
这些奇怪的内容让劳铭昌陷入了深深的困惑。这些文字无疑都是曾祖父劳格林借着一问一答的口吻写下的离奇故事或怪谈——考虑到劳家人一贯的渊博学识，这似乎并不是什么难事。但真正让他琢磨不透的是曾祖父写下这些故事的用意。或许它们能当作一种向信众宣扬长生不老的证据——毕竟劳家的许多祖先都曾宣称自己的学识是由那些长生不老的人所传授的。但这些手稿实在过于随意和零散，而且夹杂着一些非常可疑又没有头尾的笔记，似乎并不是对外公开的内容。另一方面，许多对话内容似乎都隐藏着更深层的联系，似乎只有具备某些背景知识的阅读者才能看出其中的端倪。
在所有这些的对话形式表现的故事中，劳铭昌最感兴趣的是劳格林与一个名叫劳巿的人展开的几次对话——他甚至还在日记里讨论了曾祖父写下这个故事的用意。劳铭昌认得这个“劳巿”名字，因为在那座位于地下的劳家祠堂里，供奉在最尊贵位置上的一世祖——也就是整个劳氏所承认的始祖——就是劳巿。而曾祖父与这位始祖的“对话”则以一种神话般的方式揭露了劳氏家族，乃至整个长生密教的起源。
在谈话里，劳巿自称幼时曾随方士学习过鬼神之术，后来经人举荐，去朝廷里做了官，还得到了皇帝的信任。有一日，皇帝问他延年益寿的方法，他便将古书里记载的灵山与仙人告诉了皇帝。皇帝听了大悦，便命令他寻访那些隐居的仙人求取长生不老的灵药。这桩差事他一直做了八年，却始终没有结果。后来，在一次出海寻访灵山的过程中，他的船队遭遇了风暴，被吹到了一座荒岛上。船只损坏得厉害，不能再航行，所以劳巿只好一面命令水手们修船，一面差几个随从去岛寻找些补给。
大约过了半日，那几个随从带回来了一样奇怪的东西。那东西有瓦罐那么大，通体漆黑，光溜溜的，既没有口眼也没有四肢，摸起来像是肉一样，但却更柔软些。最让人称奇的是，有随从拿刀从上面割了一块下来，却没有见血，而且不一会儿割过的地方又重新生长了出来，完好如初。劳巿问那几个随从这东西的来历，他们便回答说是在一片浅湾里寻见的，还说那水里大大小小有许多个，还有海鸟在啄食。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于是就捡了一个回来。劳巿细细查看了一番，突然想起古书里提过一种名叫“太岁”的奇物与眼前之物甚是相似。书中说太岁取之无尽，寻复更生，食之可脱胎换骨。于是，他便从那东西上面割下来吃了一块，但却觉得没有什么味道。随从们见他吃过无恙，于是就将那东西分食了。
后来，他们又花了十几日才将船修好。劳巿惦念太岁，每日都去浅湾边查看，却未再见过。待到了他们起航那一日，劳巿又一个人去浅湾边查看，却仍旧一无所获。可当他回来时却发现十几个水手与随从全都不知了去向。船上空无一人，而食物，淡水和日用的衣物也都还在原处，颇为可疑。于是他便大声去唤其它人，却又听见船边的水里传来吵闹人声，就探头去看。但水里的不是水手，而是个怪物。它全身漆黑，通体光滑，没有头尾，一团浑沌，浑身上下有一千只眼，可察四面八方，又有一千张嘴，可说千百人言。他听见的吵闹人声就是从怪物嘴里发出来。那怪物望见了劳巿，便陡然暴起，攀上船舷，如同泥水一样漫了进来。船上地方狭小，劳巿无处可避，只得跪地求饶。说来奇怪，那怪物竟也没害他，反而开口说起话来，如千万人异口同声一般。
那怪物叫劳巿无需害怕，又告诉劳巿，他们前几日吃的乃是它的肉，有脱胎换骨之效，其他水手都已化作仙人去了海中灵山，而它就是来接劳巿的。劳巿将信将疑，便问它究竟是何物。那怪物便回答说，自己乃是阳遂神所造之物，当年混沌初开，天地始成，阳遂神自星宿降临凡间，见地上没有活物，便用土和水造了它，而后又从它身上取了一块造了世间所有活物，故它也是万物始祖。劳巿连忙跪下拜了一拜，转而问怪物那阳遂神如今在又何处。怪物便又答说，阳遂神去了南终之地，这世上没有活物可去那里，它自己也已有千万年未见过阳遂神了。随后怪物又反问劳巿，他找阳遂神所为何事？于是劳巿便将皇帝下令寻找仙药的事情一五一十地交代了，说阳遂神既然能造世间万物，定然有办法让凡人长生不死。哪知道怪物却取笑他说，当年万物生灵被阳遂神从它身上取下来后，便固定了形状，所以鱼才是鱼，鸟才是鸟，人才是人，活物的身体有了损坏，也不能够替代，长此以往，即便再结实的石像也有粉碎的一天，哪有肉体凡胎长生不死的道理。接着，怪物又说，若想要长生不死，唯有褪去肉体凡胎，回归初源，方可有万千般变化，才能久而弥新，长生不死。
劳巿连忙跪下求怪物赐长生不死之法。那怪物便回答说，古时候有个大彭国，那里的国君与它熟识，它便给国君吃了自己的肉，那国君便活了八百岁。直到后来大彭国被楚人灭国，国君才心灰意冷随它一同去海中灵山去了。劳巿自己也曾在书上读过大彭国之事，却知道得并不详细，于是那怪物就为他引见了大彭国的国君。劳巿问了些书中所述之事，对方应答如流。至此，劳巿始信不疑，便恳求那怪物赐他长生不死之法以复皇命。怪物见他执意如此，便驼着船载他渡了海，回到陆上，又从身上取了一块肉给他。临别前，怪物告诫劳巿，将肉献给皇帝服下即可，但时辰一到，它便会来寻服用之人，接他们去海中灵山。但它若不能接应，纵然脱胎换骨也是枉然。因此万万记得要来海边寻它。说罢，怪物便回海里去了。劳巿磕头谢过之后，连忙带着太岁日夜兼程赶往国都。可路走到一半，却听说皇帝已经驾崩了，而继位的皇帝又将先皇之死怪罪在鬼神之术头上，大肆搜捕曾经在朝中游说的方士。无奈之下，劳巿只得暗中找到自己的家人，隐姓埋名，迁往别处，这才有了后来了劳氏家族与长生密教。
在详细阅读过那些手稿后，劳铭昌觉得曾祖父在写下这个奇怪的故事时一定受到了那些古籍的影响。因为手稿中有关古籍研究的部分里也非常频繁地提到了某种与故事里的怪物非常类似的东西。在那些模糊不清的古籍里，这种东西往往被称为“太岁”，“聚肉”，或者“视肉”。虽然名字千变万化，但古籍里关于它的叙述却大同小异。根据那些晦涩难懂的古老文字，这种东西乃是远古的神灵用水与土制作的，有一部分古籍认为它是神灵用来创造万物生灵的原料；还有些古籍则认为它已臻大成，因为天地间的一切活物都是从它身上取下来的。但几乎所有的古籍都声称这种东西长生不老，即使被割掉身上的肉也不会死，而且所割之处自会复生；更有许多古籍认为若是吃了这种东西的肉，人就能脱胎换骨，化为完人，从而长生不死。
对于一心追求长生不死的劳家成员来说，这样的传说自然有着非常大的诱惑力，所以劳铭昌也很清楚自己的曾祖父为何会编造出这样一个故事来——此外它也与那些摆在劳家祠堂里的长生牌位形成了某种奇怪的对应，因为根据故事的说法，劳家的人始终掌握着长生不死的秘密，而所有的祖先并没有死去，只是随怪物去了海中灵山罢了。 但以现今的观点来看，这只是祖先们一厢情愿的迷信与幻想而已。不论如何自我催眠与妄想，劳家的祖先们肯定都没有想到自己最终会落得暴毙而亡的结果，仅仅只有远走他乡的小儿子能够幸免于难，将劳氏的血脉延续下去。然而，出乎劳铭昌预料的是，年轻的罗广胜却对这个故事非常着迷。他甚至告诉劳铭昌，手稿里的故事很可能是真实的——或者部分是真实的。许多材料都表明，远远早在劳格林之前，长生密教里就已经流传着关于“太岁”的传说了。而且更重要的是，罗广胜声称他自己就见过“太岁”。
七、
罗广胜的理论对劳铭昌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我们已经很难揣测了。但可以确定的是，2012年十一月——他们发现手稿的两个月后——劳铭昌与罗广胜一同参加了一次奇怪的聚会，并且亲眼见到了曾祖父反复提起的太岁。具体的过程并没有详细的记述，但根据劳铭昌的日记内容，应该是罗广胜邀请他参加这次聚会的。罗广胜告诉他，参加聚会的人对于长生密教以及太岁本身都有相当的了解，而且他们还想办法找到了古籍中记载的太岁。参加聚会的人都表现得非常友善，尤其在罗广胜介绍了劳铭昌的家世后，他们的言语间更是多了许多的尊敬，这让一直习惯深居简出的劳铭昌颇有些得意。
自然，他们也让劳铭昌参观了他们找到的太岁——那是一团保存在水里的黑色物体，个头约有一个瓦罐那么大，外形接近球形，表面光滑，没有突出的部分，也看不出任何的器官或肢体，与古书和劳格林手稿里描述的相仿。当有人用手去捞那个东西的时候，劳铭昌注意到它似乎非常的柔软，更像是一种半流动的粘稠物质，在外力的作用下改变形状。靠近些看后，他发现那东西的表面似乎隐约有些透明，下面隐约有某些东西流动的痕迹显示这似乎是某种有生命的东西。但不论如何，它肯定不是动物，因为劳铭昌没有看到它对外界的刺激作出过任何反应。其中一个参会的人告诉他，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粘菌复合体，是一团原生质的集合，事实上中国的古籍中对这种东西早有诸多记载，并认为它有延年益寿甚至长生不死的效用。当然，那位介绍者也解释说，这并不意味着它真的能够让人长生不老，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今的科学仍然存在有许多未解之谜，所以似乎也没有道理完全否认古人总结出的许多经验。
也许是那个群体的友善与尊敬打动了劳铭昌，又或者是祖先与长生密教念念不忘的神秘太岁勾起了他的兴趣，劳铭昌后来又与罗广胜一同参加了好几次这样的聚会，并且在聚会上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聚会上他们主要在讨论各类古籍与神话传说中对于“太岁”的描述，所以劳铭昌的家族研究工作也成为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之一。不过，这些聚会的活动偶尔也会带上一些古怪的迷信与神秘主义色彩，许多人都会效仿古人吞下从太岁上割下来的一小块肉，来体验太岁的功效，并与其他人分享。甚至就连劳铭昌也在气氛的带动下，吞下过一小块太岁。但根据日记里的描述，那种东西没有什么味道，就像是某种怪异胶冻。不过，他本人对于太岁真正的效用抱有强烈的怀疑，因此并没有再尝试。相反，他更感兴趣的还是太岁本身——正如古籍里描述的一样，虽然那些成员经常吞食太岁上割下的小块肉片，但那团东西的大小始终没有太大的变化，因此劳铭昌也不由得开始怀疑这一现象是否就是激发人们认为服用太岁能够长生不死的源头。
然而随着参与次数的增加，这种聚会的目的与形式变得愈发离奇起来。在某些时候关于太岁的讨论演变成了一种荒诞不经的奇想，甚至迷信而又难以言说的崇拜。似乎他之前看到的一切只是种消除他人戒心的伪装，而那些更加神秘和不祥的举动才是掩盖在伪装之下的本质。劳铭昌渐渐联想起了那个绵延了千年，历经无数朝代更迭，传说中由劳家始祖创建的长生密教；在劳氏家族消失之后，这个长命的教派又去了哪里呢？它是否活到了当下，而这种神秘的聚会又是否是它变化出的最新面貌呢？
但真正让劳铭昌开始警惕的则是另一件事情——在有一次聚会上，有一个人拿出了一个模样非常古怪的哨笛展示给了劳铭昌。他告诉劳铭昌，这是清末时期“长生道”教派里用来供奉太岁的礼器。当他吹起那只哨笛的时候，劳铭昌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惊骇——因为他认出了那个声音，在他刚搬进劳家老宅时，在夜间听到的细碎人声里就包含有这种有节奏的哨声。这件事情绕劳铭昌对这群人的目的产生了怀疑，难道正是他们在利用劳家老宅下方的地下通道从事一些隐秘的活动？而拉拢他的主要原因又或许就是希望他能够为这些隐秘的活动提供某种便利？那么罗广胜又在这当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考虑到这些人面对太岁表现出的狂热，以及他对于“长生道”以及其他劳氏先祖的了解，劳铭昌觉得一张难以捉摸的大网在他看不到的地方慢慢地张开了。因此2013年春节的时候，他以回济南过年的借口切断了自己与聚会成员以及罗广胜的联系。
虽然劳铭昌迅速地了断了自己与神秘团体的瓜葛，可位于青岛的劳家老宅仍然让他倍感牵挂。春节过后，他开始频繁地梦到到那座房子。在梦里，房子并不是他见到的那副模样，而是很早以前自己的祖先还生活在里面的光景。甚至他偶尔还会梦到老宅修建起来之前，劳家的先祖们生活在小院平房里的情形。不论梦里的情形真实与否，它们都形成了一种有力的影响，让劳铭昌的注意力重新回到了劳家的老宅上。于是，在2013年4月份的时候，他又悄悄地搬回了青岛的老宅里。邻居们告诉他，罗广胜和其他的人从未去老宅找过他，这让他多少放松了一些。
但这种宽慰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因为就在他搬回老宅后没多久，他又在半夜的时候听到里地下传来的细碎人声了。不过，那些在地下通道里活动的人并没有尝试推开通向老宅的活板门——或许他们已经发现那里上锁了，或者他们根本不想引起不必要的注意。但这仍让劳铭昌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想向警方报告这些事情，另一方面又担心会招到报复——毕竟目前为止，地下的活动并没有真正的威胁到他，而且如果他的推测是正确的，那么那些在地下活动的人肯定知道他的身份。毫无疑问，这件事情让他的精神一直处于紧绷的状态。他开始在日记里想象地下通道里发生的事情，并且怀疑自己的祖先是不是也在一百多年前从事着相似的行径。那是某种密教的仪式？或者还包含了某些更加神秘和不可名状的意义？他曾在曾祖父的手稿里看到过一些隐晦而又怪诞的内容，让人很难判断那究竟是真实的情况还是夸张的奇想。这些思绪也严重的影响了他的睡眠。夜晚的梦境开始变得怪诞起来，他经常会梦见一些不可思议的情景和一些匪夷所思的地方。偶尔，他会在梦中见到劳家的先人，并且听他们谈论一些自己曾在书中读过的琐事。但每当他醒来，梦里发生的事情就很快地模糊掉了，甚至来不及记录下来。但有一件事情让他觉得特别的烦乱——虽然他在清醒时始终没办法清晰地回忆起梦中的情形，但他敢肯定梦中的祖先总有着非常怪诞和夸张的形象，几乎完全没有了人形，但梦中的他却又非常清楚地明白与自己对话的就是早已去世的祖先。
2013年7月份的时候，事情开始急转直下，甚至变得有些恐怖起来。他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梦见自己的祖辈，甚至偶尔还会梦见一些他之前不曾听说过的劳家先人——为此他甚至特地冒险去地下的劳家祠堂里查看了牌位。按照祠堂里的记录，那些出现在梦中的先祖的确是真实存在过的，但他却始终回忆不起自己究竟是在哪里见到这些先祖的名字的了。接着，7月31日那天，事情发展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那天夜里，他在二楼的卧室里睡下了，却辗转了很长时间才进入梦乡，并且梦到了一些非常怪诞的事物。大概在接近的午夜的时候，他醒了过来。不过，劳铭昌也在日记里承认他不敢确定自己是否真的醒了，或者后来发生的事情只是另一个怪梦。总之，他听到了人的声音，就像以前在午夜时听到的一样，非常嘈杂，无法清楚的分辨。不过以往听到的声音只是在耳朵勉强能察觉的边缘来回反复，但这一次他非常确定，声音就来自楼下。
于是，他披上外套，悄悄地打开了卧室的门，却没有去开灯。楼下的声音还在继续，但除了窗户透进来的些许月光外，没有任何光亮，完全不像是有人活动的迹象。很奇怪的是，他完全无法分辨说话的内容，因为它们听起来像是几百个人在各自说着毫无意义的词句一般。那种下水道里的臭味也变得非常明显起来，浓烈得让人头昏。他勉强支撑着，摸索到了楼梯口。就在这一刻，在那模糊的微光里，他瞥见了一幅让他恐惧得几乎昏厥过去的景象。虽然他后来在日记里承认，由于只有窗户里透进来的些许光亮，他看到的东西并不真切，很可能只是光影变化导致的幻影，但在当时，他觉得自己看见了一个非常巨大的黑影突然从下方的楼梯口前挪了过去。那个黑影比人要大得多，但却没有明显可以分辨的特征，就像是一团没有确定形状的影子。而那些细碎的人声似乎也是由那个影子发出来的——这让劳铭昌愈发怀疑整件事情只是一种错觉——但在当时，他被恐惧完全摄住了，呆立在楼梯口的一侧，无法尖叫，甚至连呼吸都停止了。楼下的声音又持续了一小会儿，然后渐渐地远去消失了。大约十分钟后，他终于能恢复了活动，并且立刻回到了卧室里，锁上了房门，在床上一直坐到了天亮。
第二天完全天亮后，他小心翼翼地下了楼，仔细地坚持了屋子的所有门窗以及那扇通往地下通道的活板门，可所有出入口都是锁好的，没有破坏的痕迹。房间里也看不到其他人活动的迹象，唯一勉强能够证明前一天晚上经历的只有那种浓烈得让人窒息的恶臭，为此他甚至不得不打开窗户进行彻底的通风。在完成了所有的检查后，他立刻收拾了日用的物品，搬去了青岛海洋大学附近的一间旅馆。他在那天的日记里说，他准备尽快离开青岛，不再关注与老宅或自己祖先有关的任何事物。但这一计划显然没有得到实施。随后几天的日记都是非常简单的寥寥几笔——在那段时间里，他白天去老宅里清点准备带走的物件，夜晚则回到旅馆里入睡。偶尔，他也会在日记里谈论晚上的梦境，但全都是些毫无逻辑的话语。例如他在8月6号的日记里声称自己梦见了劳家所有的列祖列宗，梦见他们站在一起召唤他过去，然后他又梦见列祖列宗全都融合在了一起，变成了一个拥有着无数头颅与手臂的丑恶怪物，仿佛希腊神话里丑恶的百臂巨人。接着，在9号的日记里，劳铭昌突然又神神叨叨地谈到了老宅对自己产生了某种影响，每当他想要离开青岛，就会很快因为一些不起眼的琐事而打消离开的念头。而且，他越来越强烈地想要搬回老宅去，甚至即便他不准备去老宅里清点物件，也会不由自主地向老宅走去。某种恐怖的直觉告诉他，事情不会这样简单的结束。魔法也好，宿命也罢，他开始确信老宅里还有某些未被发掘的秘密在等待着他。
8月11日那晚，他鬼使神差地在旅馆结了帐，又带着行李回到了老宅里。他在日记里这样记叙说：
“夜里两点的时候，又听见楼下有人活动的声音。不敢去开门。但声音没有就此离开。我觉得他们爬上来了。我还听见有人在叫我的名字。很多人。我从来没听过那些人的声音，但却明白地知道他们就是我的祖先。我还听见了劳格林的声音。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但我就知道那是他的声音。他在叫我，让我跟他一起去海里的灵山。”这已经是日记里能勉强分辨出的最后一部分内容了。在那后面还有一些更加颤抖、潦草，很难称之为文字的段落。但那部分内容又被重重地涂掉了，不能辨认。不过有几个邻居的回忆，他们在12日那天还曾见过劳铭昌。他的神情有些恍惚，没头没脑地说着一些“自己不能离开房子”“有人在等他回去”的古怪话语。这也是14日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发现劳铭昌尸体前，人们最后一次看到他。另外，在12日到13日的那个晚上，有几个住得比较近的居民隐约听到老宅里传出了一些非常奇怪的哨音。但是由于那些声音的持续时间并不长，而且也没有惊动太多的居民，因此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一直等到尸体被发现，警方开始调查工作后，人们才重新想起了那种古怪的哨音。根据其中一位居民的回忆，那是一个很难用语言描述的声音。因为它听起来就像是尖锐的呼啸，或者长笛一类的管乐吹奏出的奇怪旋律，但同时又包含了一些勉强可辨的发音。如果硬要用我们熟悉的音节来表示的话，那个声音听起来就像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Tekeli-li，Tekeli-li，Tekeli-li”。
虽然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清楚明白地告诉读者劳铭昌的结局，但他身前留下的文字以及邻居们的问询笔录并不足以清晰完整地推断出发生在劳铭昌身上的事情。它们给予了我们一个大概的轮廓，同时也留下了充足的想象空间。至于剩下的空缺，我必须再提到另一件在劳铭昌死亡半年后发生的事情。因为只有它才能让我们得以一窥那个阴郁不祥同时也神秘莫测的结局。
八、
我之前已经说过，所有的文件都被送到了山东省文物考古院，并被相关的工作人员悉数整理了出来。这些内容自然也在一个圈子里得到了公开。许多人都曾阅读过劳铭昌留下的那些文件或是事件的概括叙述，而他们的看法也五花八门。比较主流的看法相信劳铭昌似乎招惹到了某个秘密团体的敌意，并且最终让他送了命。同时绝大多数人都相信日记最后的离奇内容只是劳铭昌在精神持续紧绷的情况下产生的错觉而已——当然那个秘密团体或许也装神弄鬼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14年2月份的时候，几个山东省文物考古院的研究员回到了劳铭昌的故居，并进入位于地下的劳家祠堂做了详细的考察。于此同时，文物考古院也将事情通报给了青岛市公安局。总局对于这一情况表现出了高度的重视，并且针对日记里提到的那一团体进行了多次侦查摸底。3月下旬，在明确了团体的成员组成后，公安局调集警力展开了突然的搜捕行动。行动的过程没有太多可以叙述的地方。我所知道的是，搜捕人员只抓捕住了几个团体的外围成员，大多数核心骨干早在搜捕人员到来前就通过聚会地的一条暗道，躲进了青岛市的下水道系统里。
由于那一带新旧下水道管线相互交叉，情况非常复杂，而参加行动的人数又不够展开系统的搜索，因此前线指挥临时决定安排两人一组，分十个小组，在支援到来前先进入下水道查探情况。指挥要求各小组以及小组与地面间保持无线电联系，并且强调了行动的危险性，警告队员不要贸然接近。但实际上，在这十支队伍里只有由尹舟与马小武组成的小组真正遇到了一些事情，其他几个小组完全徒劳无功。但那两人的叙述也始终都没有写入官方的报告里。在这二人中，我只与尹舟有过深入的交谈，而小组的另一位成员马小武却始终拒绝谈论那天发生的任何事情。
根据尹舟的叙述，他们两人那天被分配去搜索一条向南的下水道。两人走了大约十分钟的时间，渐渐地发觉下水道污浊的空气里多了一种非常古怪的臭味，但在当时他们也没有多加留意。黑暗幽闭的管道给了他们一种奇怪的错觉，就好象自己正在与那个熟悉的有着光线的世界越行越远，深入了某个埋藏着无穷秘密的异界。在路过一条管道时，马小武听到了一些非常细微的人声。于是两人做了个汇报，然后顺着声音摸了过去。那是一条非常古老，可能已经停止使用的管线。地面上没有积水，只是有些潮湿。空气虽然弥漫着下水道里混杂的恶心气味，但那种之前就察觉到的古怪臭味却也明显的加强了，似乎也包含着不祥的韵意。随后，手电筒的光线照亮了一具倒在下水道岔口边的尸体。死者是一个秘密团体成员，他们两个都在搜捕行动开始前发放的备忘录里见过那人的照片。他就坐在肮脏的潮湿地面上，背靠通道的墙壁，歪着头，面孔透着一种奇怪的青黑色，就好象死亡很久已经开始腐烂的颜色。然而就当尹舟用无线电进行了汇报，靠上去想要细细查看时，那尸体却发生了某种不可名状的异变。他们看见尸体的血肉仿佛突然从固体变成了粘稠的流体。那些尸体脸上、手上还有其他裸露出来的肌肤像是熔化了蜡像一样流淌了下来，逐渐暴露出了其中的骨头。然后尸体的衣服也整个塌陷了下去，某种好像黏液般的东西从内部浸润了死者的衣物，同时从衣服开口的地方缓缓地流淌出来。起先，他们以为那是血液，但随即又否定了这种想法。因为那些黏液在手电筒光线里闪烁着一种油腻般的黑亮。那不像是液体，更像是流动的焦油或黏质。然后，他们看到更加匪夷所思的事情。在手电筒的光亮下，那些黏质逐渐在死者的身边汇聚成了一洼，然后像是活过来一样，伸缩蠕动着往岔道的更深处爬了过去。尹舟已经很难回忆起当时的想法了。他觉得自己就像是着了魔，脑子一片空白地让手电筒的光亮跟着那蠕动的黏质向岔道更深处照射了过去。接着，手电筒的光亮揭露出了更多的尸体。它们以各种各样的姿态躺卧或者靠坐在下水道的地面上，全都在慢慢融化，裸露出阴森的骨头。而在下水道的地面上同样也还有更多的黑亮黏质。它们像是某种离奇怪诞的行军队伍，一伸一缩地朝着岔道的更深处蠕动了过去。而当这个可怖的、无法醒来的噩梦达到最顶峰时，手电筒完完全全照射进下那条水道。然后，他们看到的一个东西。
那是一堆黝黑发亮的形体。它堆在远处邪恶的黑暗里，大得无法想象，几乎堵满了足有十尺高的下水道，就像是从别处冲来的黑色淤泥，但却不是静止的。那粘滑发亮的表面在手电筒的光线中不断地翻滚涌动，短暂地变化出各种各样的形状与结构。他们看到无数比例怪诞的黑亮手臂、爪子或触手之类的肢体从那堆形体中伸展又吞没；无数如同嘴一般的裂缝张开又合拢；无数绿色的眼睛随着不断流动的表面形成又分解。但那并不仅仅只是对自然造物的丑恶模仿。在那些诡异器官形成到消失的短暂瞬间里，所有的手臂、爪子与触手都在污浊空气中扭曲抽搐着，试图抓握住周边的任何东西；所有如同嘴一般的裂缝都尖叫着没来得及表达真正意义的破碎词句，混杂成一片让人无法分辨的噪音；所有游移的眼睛全都转动着，一同望向了光亮来源的方向，看着他们。然后，在喋喋不休的呓语里，那个只应该出现在噩梦里的形体开始像是烧热的焦油一样滚动着向他们涌了过来，同时膨胀抽搐着发出了一个完全压盖住其他呓语的尖啸。那是一种短促的、像是空气涌过某种管道时发出的嘹亮声音，如同高亢的哨音或者笛声般重复着：
“Tekeli-li，Tekeli-li!，Tekeli-li!”
这个声音触动了他们求生的本能。两个人抛下了电筒，开始发疯一般连滚带爬地向后跑去。他们已经完全不记得自己当时的想法或行为了。就好象那一刻他们的脑子已经完全空白了。然后，在那恐怖声音回荡着消散在通道里的时候，他们听到了其他声音。那仍然是那种短促的哨音，但却绝对不是身后那个留在通道里的可怕怪物发出来的。那些声音应该来自这个管道迷宫的深处，一些更加遥远的地方，经过水泥壁上的不断回荡已经变得有些衰弱了，但却仍然清晰可辨。它们同样重复着，此起彼伏，如同是在回应先前那阵令人胆寒的声音一般。
“Tekeli-li，Tekeli-li!”
第二批队员在一条已经废弃的偏僻干涸下水道的黑暗里找到了他们两个人。他们的精神都非常恍惚，哆嗦着几乎说不出连贯话来。随后，又有其他人发现了两人提到的那些尸体——和劳铭昌被发现时一样，所有的尸体都腐烂成了一滩黑色的黏液，只能依照骨头勉强地看出个人形来。通过相关的法医鉴定，死者均是那次搜捕行动的目标，但直到现在依旧没有确切的理论能够解释那些尸体为何会腐烂得如此迅速。同样，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下水道里曾经存在有尹舟与马小武词不达意地描述过的可怕怪物与会动的黑色黏液。大多数人都认为那只是他们吸入了太多有毒的下水道空气，然后在目睹了大量腐烂尸体的时候，因为极度精神紧张产生了幻觉而已。马小武在被送入医院疗养了三个月后就辞职回了老家。尹舟如今仍然还留在青岛，但也申请调离了一线，做了份闲职。
居住在劳家老宅附近的居民对于发生在劳铭昌身上事情以及老宅本身有着许多独特的看法，但那些故事都太过古怪，太过疯狂还是不要在这里提起为好。在劳铭昌死后，许多居民都搬家去了别的地方，如今只有两三户人家还住在那里。或许有人会嘲笑他们大惊小怪，但他们的恐惧也许并非全无道理。早在几个月前，我去江苏路派出所查阅卷宗的时候，就听到两个年轻的民警在谈论一件非常古怪的事情。他们告诉我，前一天的傍晚时分，他俩在登州路上巡逻时曾听见一个窨井下方传出了微弱而又离奇的声音。他们在井盖边侧耳听了一会，觉得那就像是气流断断续续穿过狭窄管道时传出来的尖锐呼啸或哨音，但又不完全相同。因为那声音如同音乐般按着一种奇怪的旋律断断续续地重复着：
“Tekeli-li，Tekeli-li”
完
后面的话：
这个故事的基础其实是《巴虺的牧群》最早的点子（当然我又在原型上加了许多的东西）。所以我一直很纠结是否要把它写出来，导致整个过程都很拖延。
另外我对青岛有着很深的感情，所以我并不是要黑青岛。此外，必须得对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说一声抱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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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故事后给一个朋友看，对方提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所以说，劳家的人最后获得长生不死了么？”
按照最初剧本的想法，我的答案是没有。他们所看到的永生只是太岁在利用先人的记忆，思维与性格模仿出来的假象而已。但是在写完整个故事后，我也觉得不太确定了。
如果我们要详细讨论长生不死的话，应该把这概念分为两份来看，首先是“他人眼里的长生不死”，也就是对于他人而言，这个人的知识、记忆、性格乃至给人的感受在“长生前”与“长生后”都是一致的，因而在其他人看来，这个人一直都活着；其次是“自我的长生不死”，这是一种更高要求的长生不死，即一个人在“长生前”与“长生后”的自我（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灵魂）是延续不断的，这意味着“长生后”的他并非只是一个备份，而是他本人。
例如，我们经常提到的将思维上传到机器里实现永生的方案就只能算做“他人眼里的长生不死”，因为假设A进行了一次思维上传并且活了下来，那么世界上就存在了一个自然人A与一个机器里的A，虽然对于其他人而言，这两个A在当时是等同的。但他们必然不会共享一个自我，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人A与机器里的A会获得各自不同的体验，从而发展出不同的经历。因此对于A来说，他并没有获得长生不死，只是得到了一个长生不死的备份而已。
原本，在故事里，我觉得劳家的人所做的事情也是这样的。但是随着故事的展开，我开始有些不确定了。因为这并非简单的思维上传，做为生命起源的太岁将他们体内的细胞都还原成了真正的“初始状态”，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太岁（相信读者已经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保存的并不是一个备份，而是以另一种形态存在的本人。所以这究竟能不能算做“自我的长生不死”呢？恐怕就没人知道了。而且更绝妙的是，即使你能够向长生不死的劳巿（我猜你已经知道他是谁了）询问这个问题，你仍然不知道真正的答案。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这究竟是太岁在回答你，还是劳巿自己在回答你。
